创立于1933年的黑山学院在美国的艺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作为美国接受欧洲现代艺术思潮的桥头堡，学校在短短的24年间，相继进行了一系列的现代艺术实验。而在这些艺术实验中，不得不提的是舞台实验，其上承包豪斯舞台传统，下开美国本土激浪派艺术的先河，可谓意义重大。在黑山学院，舞台实验本是一个舶来品，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现象，美国本土接受者自身所处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对外来文化的接受态度和程度，那么这个外来物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又经过了怎样的改造，最终长出了此后人们熟知的激浪派之果呢？这将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所在。本期推送的内容为全文的导言，正文的一、二部分，正文的三、四、五部分及结语将在后续推出。此毕业论文在原文基础上，有所修订。文｜农积东 责编｜秦淮 cover of prospectus｜1943 社群与媒介｜黑山舞台｜上｜2021本文4000字以内导言1933年，在欧洲，希特勒当选为德国总理，通过国会纵火案，使纳粹党成了德国唯一的执政党，从此开始实行一党专政。同年，搬到柏林的包豪斯学院被迫关闭，学校的教师也陆续逃散到各地。而在大西洋的另一端，美国遇上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萧条，尽管如此，当地教育界还是展开了名为“八年研究”的教育改革实验。期间，以杜威的教育哲学为主导思想的黑山学院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建立了。这两件事看似偶然，但细究起来，便可以看到，他们正是对当时美国教育界改革浪潮所作的一次回应。早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杜威为首的实用主义教育倡导者们就已经开始了持续长达半个世纪的教育改革实验。为此，他们相继建立了一批不同于传统的新型学校，黑山便在这个当口上成立了。在短短24年的教育实验中，因为引入了欧洲的包豪斯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它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同时也为后人留出了巨大的讨论空间，而黑山舞台实践便是结合了包豪斯经验的众多实验之一。 黑山的舞台实验最初由沙文斯基从包豪斯带来，无论是包豪斯还是黑山的舞台，都与传统剧场舞台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在传统的剧场舞台里，演员与观众可以概括为看与被看的关系，即表演者一方在台上表演，观众在台下观看。这样一种观看体验，无形中阻断了表演者与观众的联系，也迫使观众处于被动接受的局面当中。“观众席与舞台，如同两个世界。在空间上的分离，虽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但却难以使观者切身进入戏剧的运行轨道中去；他始终在幕布或乐池的另一旁，侧身其外，而非置身剧中。因此剧场就失去了一个能使观众亲身参与剧情的最有效手段。”[1]与此相对，包豪斯的舞台亦或是后来的黑山舞台实验则旨在打破表演者与观众二元对立的关系，使表演者不再是独立于观众之外的一个客体。舞台之上，观众同时也是作品的创作者，参与到舞台的创作当中，成了舞台的一部分。这样一种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互动，不仅最大程度地激发了舞台的潜能，同时也使舞台表演得以摆脱文本语言的束缚，回归到了它的本体状态里去。另外，对于表演过程的重视也是其一大突破,相较于传统舞台对“完成品”（made thing）的重视，黑山学院的舞台更看重的是创作的过程（making），这也是由表演的特性所决定的，“戏剧（表演）的特性在于有一个特殊的过程，即通过演员的动作，而这些动作为的是对观众制造一定的关系，观众们则用动作参与到演员们提供的双方关系的定位上来，或者甚至试图用另外一种定位来加以替代。也就是说，它关乎协调（达成）演员和观众之间该有的关系，并用这样的方式来实现戏剧（表演）这一存在”。[2]当然，之所以称这一系列为黑山舞台而非戏剧，是因为希望沿用偏重于空间和身体探索的“包豪斯舞台”或“舞台作坊”这一说法，以区别于偏重文本语言（文学和剧情）的戏剧。从包豪斯来到美国的舞台实验，在被当地进步人士接受的过程中，也正悄然被当地文化所改造，而也这正是本文的着眼点所在。另外，本文也希望通过对时代背景语境的梳理重塑，来展开对为何会引起这些变化的思考。 [1][德]奥斯卡·施莱默 等：《包豪斯舞台》，周诗岩 译，金城出版社，2014，099页。[2][德] 艾利卡·费舍尔·李希特：《行为表演美学——关于演出的理论》，余匡复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025页。Air view of Black Mountain College｜1943 一、奠基人：目标与雄心约翰·安德鲁·赖斯，黑山学院建立初期的领导者，在黑山成立以前，任教于佛罗里达州的罗林斯大学。但因观念和作风上的原因，与该校的教员多有冲突。 尽管如此，赖斯的独特个性还是受到了大多学生的尊敬和爱戴。他那苏格拉底谈话式的教学方式，以及在日常教学中强调学生独立人格的培养，均对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他的黑山学生莱莉在回顾时所说：“赖斯打心底里相信每个学生的价值......他的苏格拉底对话式的教学方法，以及他慈父般地指导写作讨论会的方式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刺激......除此以外，他还是一位友好的顾问，当我需要找他谈话时，即使到了深夜，他研究室的门还总是开着。”[3]霍尔特作为罗林斯大学的主席，虽然也是教育改革的提倡者，但在许多教育观点上与赖斯产生了分歧。[4]两人在教育观念上的差异不久也酿成了矛盾，赖斯及其他8位支持他的教员最后不得不被迫离开了学校。 离开罗林斯的赖斯，不希望置身于以行政和挣钱为主的教育机构，同时，对教育是什么这一问题也还没想清楚，所以一开始并没有建学校的想法。但一同被解雇的另外三名成员弗雷德里克·乔治亚、拉尔夫·劳恩斯伯里和西奥多·德雷尔却对建新学校颇感兴趣。最后，在他们的压力下以及出于对学生意见的尊重，加上赖斯自己也想要在教育领域进行一番实验，大家在建校的问题上才达成了一致。 学校的地址最终确定在了北卡罗来纳州南部的黑山小镇附近。1933年8月24日，经过多方努力，在勉强地解决了资金问题后，黑山学院正式对外开放。 [3]Sue Spayth Riley,“Some Pieces of the College”,Black Mountain College: Sprouted Seeds: an Anthology of Personal Accounts,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90, p.80.[4]1925年当选为罗林斯大学的主席后，霍尔特开始着手对学校进行改革。他的教学方法强调一种新的合作机制，被称为“协商方案”。其中，演讲和背诵被取消；建立了一套新的选举机制；招收教学起效快的老师而不是专注教育的学者；另外启用一天八小时制——每天花六小时上课，两小时锻炼。但在赖斯看来，这项方案在实施中远不及宣传中那般美好。如同校的施特劳斯所说，“霍尔特把八小时制奉为真理，意味着罗林斯方案打出的‘自由’招牌，以及它所强调的个性教育，实际上更像是对‘作业流水线’方式的因循”。此外，霍尔特还强调学校职员对学校的忠诚，赖斯对此相当抵触。Dr. Straus is leading a discussion in philasophy｜1943二、自治的校园：理念与结构学校的第一批成员基本上是从罗林斯大学中“叛逃”出来的，所以早已彼此熟悉，用一位原来非罗林斯学生的话说：“有时我会觉得这些来自罗林斯大学的学生就像是上帝的选民一样”。[5]此外，学校只有一栋建筑，除了少部分带小孩的教师如德雷尔外，其他教师和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都被安排在了这栋建筑里。 在这样一个空间内共同生活，师生们低头不见抬头见，无形中增进了学校成员间的感情，黑山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基础，使黑山学院在初期得以更深入地推进民主的治校措施。[6]特别是在会议讨论上，由于彼此了解，减少了许多沟通成本，同时在某些基础问题的决议上也能更容易让大家达成一致。 学校最开始并不清楚以何种方式组织，但大家似乎已达成了某种默契，那就是保留尽可能大的自由度和开放度。赖斯在给弟弟弗兰克·艾德洛特的信中写到：保留一些规则，但同时也要保持灵活性，一旦把事情明确地付之于纸上，那一切就完了。[7] 早些时候的一些关键性决定均由创办学校的成员小组做出。八月下旬，一个学校管理实体——教师委员会正式设立。该机构借鉴自牛津、剑桥和早期美国大学的管理机构，为的是更好地实行校园自治。机构里的六位成员从教员中选举产生，任期三年，最初由离开罗林斯的四位教员，即赖斯、乔治亚、劳恩斯伯里和德雷尔组成。9月30日，教师委员会拟定章程，并于10月28日形成正式文件——《黑山学院章程》。章程明确了学院的机构设置和主要职责。首先，教师委员会主要负责处理学校的经济事务，以及负责关于教育的各项方针政策：奖学金、课程、入学及毕业事宜、记录等。除了教师委员会外，另设有咨询委员会，每年开会一次，为学校建言献策。以及两名额外的办公人员：秘书和校长，其中秘书由教师委员会选出，主管会议记录和法律文件的证实，并对教师委员会负责。校长任期一年，亦由全体教员从教师委员会中选出，全体教员有权罢免校长职务。直至十一月上旬，学校的组织框架已基本确定。 紧接着，教师委员会着手选出七位正式教师。因为没有足够资金，所以初期的教师没有薪资，即便到了后来，薪资待遇依然少得可怜。作为补偿，学校为教师提供免费的住所和伙食。其分配原则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改进而来：从按能力分配，到按需分配。[8]初期的黑山学院与杜威的教育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主校者的赖斯，便是杜威的追随者之一，他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对杜威的仰慕之情：“杜威是我所知的唯一一位适合于生活在民主社会里的人。”[9] 因为受到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所以建校之初，赖斯的初衷并非如后人所认为的那样是直奔建立一个社群去的，更多是希望建立一处以民主参与为原则的教育之所。“我们在这里遇到的困难之一，就是学生和教员是为着将要建立一个理想的社群而来。这样的想法一旦陷入混乱，像以往一样，他们便会在这个点上产生疑惑......在这里，我们的工作是让人们做他们想要来此做的事然后离开”。[10] 由杜威理念而来的民主治校一直是初期学校建设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如何让学校的组织形式更加地接近民主，这始终是建校者们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在黑山，学生同样可以参与到学校事物的管理和决策中，如德雷尔在公开宣讲中提到的：“我们已经说过，我们不会不参考学生的意见而作任何与学生相关的决定。”为落实学生参与治校的想法，第一年的春季便成立了学生协调员机制，协调员作为教师委员会的一员，有权参加和旁听日常的教员会议。在早期关于民主的讨论中，赖斯认为，民主不等于所有人都拥有相同的权力，学生虽然一开始在一些讨论和决策问题上拥有话语权，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可以和教员们一样。而教师委员会及教师权力的合法性成了一个问题。所幸，因为一开始大家都有着共同的兴趣和目标作为基础，所以黑山学校没在这个问题上浪费过多的时间。他们以贵格派“集会的感觉（sense of the meeting）”作为指导典范，即在给出的问题上经过讨论并达成一致，最后在群体中选出代理人来执行，教员和教师委员因为其资历，自然就成了最终的代理人。[11] 学校在强调社区参与的同时，也注重对学生自我特质的培养，二者相辅相成。在赖斯看来，预备让学生进人民主生活的最好方式是帮助他们发展成熟的情感和智力。这一观念体现在学生的课程设置上。为发展学生的独立人格与气质，学生在学校的学习根据学生自己的意愿和兴趣来制定。黑山的课程被分为初级和高级课程，高级课程为着专门深入某个领域进行研究而设。从初级进入到高级课程时需要提交一份陈述并进行相应的考试。另外，入学时，学生要为自己选一位导师，从而制定相应的课程和学习计划。在校园生活中，学生仍需要在规定的时间上课和活动。而午饭后到下午四点的这一段时间内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如伐木、铺路、整理农场或做些自己喜欢的运动等。 [5]Duberman Martin,Black Mountain: An Exploration in Community,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9,p.17.[6]同上，17页。[7]同上，18页。[8]同上，21页。[9]Reynolds, Katherine C, “The Influence of John Dewey on Experimental Colleges: The Black Mountain Example”, College Presidents, 22 Apr., 1995, p.16.[10]同上,12页。[11]Duberman, Martin, Black Mountain: An Exploration in Communit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2.Black Mountain College Newsletter｜Vol. 1, No. 4, March 1939.版权归作者所有，作者已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2017年本科毕业论文《社群与媒介：黑山舞台》修订版｜2021 未完待续｜相关推送｜情动的包豪斯 | 包豪斯实验中的构型和具身化 为地球而战的生态学家们认为，我们在“积极的物化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具身化的人类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随后，阿恩·奈斯（Arne Naess）从贯穿包豪斯的构型概念着手，阐释了自己的世界生态观。构型是“整体（wholes），我们把它领会为一个本质上有机的、可辨认的统一体，是可成一体而行动的关系网络” 。而且“只有在组成一体（entity）的各种关系之中，才固有同一性（identity）”。对奈斯而言，地球自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构型或形式，而当整体中加入了新的部分时，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整体，所有组成部分都会随之变化。生态是动态的、非线性的、内在活跃（intra-active）的现象，重要的是“之间（between）而不是中间（in-between）的活动”。上 | 包豪斯活生生地向我们证明，有这样一种内在活跃的方法，可以通向情动的艺术和设计：对改变人之心灵、心智与生活的渴求。 下 | 我曾经写道：“我们并非无所可为，而是自己文化和自身命运的塑造者。这同样是施莱默的伦理目标。”